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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河:科学和救赎的故事

作者:betway体育 发布时间:2020-07-03 02:33

  纽约大学纽约大学亚瑟-卡特新闻学院位于库柏广场20号,正面对汤姆·梅恩设计的库柏联盟学院新教学楼。和这位2005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大胆设计相比,新闻学院的教学楼显得面目模糊——只是普通的七层建筑,甚至看不出是学校。

  经保安登记,可从电梯上六楼。新闻学院只占两层,上七楼只能走楼梯。丹·费金教授的办公室在七楼朝南的一间,门口贴着他的作品《汤姆斯河:科学和救赎的故事》打印海报,而窗外是灰蒙蒙的春雨里的曼哈顿下城。这本书荣获普利策新闻奖非虚构类作品奖,中文翻译版本大概年内面世。

  《汤姆斯河:科学和救赎的故事》讲述汤姆斯河,一个深受工业污染之害的新泽西小镇的真实故事。这里人口不到十万人。上世纪50年代起,瑞士化工企业汽巴·嘉基在此建立了化工厂,使这个农业小镇工业化。但化工厂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废品直接焚烧,使得河流、土壤和空气都遭到污染。与五十年的危害相比,短暂繁荣简直不值一提。直到九十年代,汽巴·嘉基彻底结束生产,而至少70户家庭受害,儿童癌症集中爆发。癌症儿童家庭与汽巴·嘉基和联合碳化物等化工企业达成总金额高达3500万美元的庭外和解而告终。

  从2006年到2012年,丹·费金历时六年深入该地写作调查报道,完整而科学地呈现汤姆斯河小镇的受害与斗争——贪婪的商人、渎职的监管、无奈但沉默的居民,这桩悲剧绝对具有警世意义。

  普利策奖的颁奖词说:“本书巧妙地将调查报道和历史研究相结合”,而《纽约时报》更评论本书是“科学写作的新经典”。记者于4月30日下午对费金教授进行专访。

  1. 您的写作初衷是以汤姆斯河的悲剧警示世界。这件事的曝光已经近20年了,您怎么考虑这件事的时效和效果?

  我想让更多人了解汤姆斯河的悲剧与经验。可能新泽西人对这件事早有耳闻,但这个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对方对它一无所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故事。即便我所报道的事故距今已久——长的40至50年,短的也有20年——它们和今天的世界依然紧密地关联着。

  我正希望通过呈现汤姆斯河这个缩影来解释更大的问题。新闻写作所想要呈现的“缩影”正是小而具体的。事实发掘越详细越好,用人们理解的方式写作,并让他们迁移思考到自己的生活,延展特殊事例的广大意义。写作汤姆斯河的故事,我想让读者们建立联系,以同理心思考“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家乡也会发生”。

  3. 140人受访,您能不能回忆一下这些采访对象中有多少人是居民?能举例谈谈某一次对本书影响非常的采访?您如何处理这样巨量的信息?

  140人种有一半人是居民,另一半是对事件发展非常重要的专家、律师等局外人。我并没有把70个家庭逐个采访过来,只是有选择并保护隐私地采访了六七户。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雷·林沃斯的父亲,他们家就住在工厂旁边,而他的儿子兰迪·林沃斯因此而夭折。他带我进家里参观,展示昔日兰迪的房间和照片,认真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不好受,但他很配合调查。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简直无法想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平时连我的小女儿弄伤了脚趾我都会非常着急,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她。他们愿意相信我,我非常感激。既然他们愿意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那么我就对他们负有责任,我就一定要如实呈现故事,不使他们的信任落空。

  “雷·林沃斯和他的妻子雪莉在卡迪诺车道定居的时间更长—他们最初在1986年搬进这里的一间错层式砖房时,房屋后还没有那些围栏。他们家的院子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向林子里,这使得他们这处四分之一亩大的房产显得别具牧场风格。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院子后面的围栏建起来的时候,林沃斯家的孩子——1967年出生的吉尔和1969年出生的兰迪——也从未觉得那道围栏是他们不被允许翻越的障碍。“你问我兰迪是不是曾经翻越围栏跑到汽巴·嘉基的林子里面玩?当然了。住在我们这片的孩子们都会这样。”林沃斯回忆道。那些还在还会在附近的河里游泳。林沃斯一家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汤姆斯河化工厂,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相反,他们还挺喜欢这所私有企业的。有时候这里的空气会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通常是在晚上,因为晚上正是化工厂的那些看不见但闻得着的烟囱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家朝西的那扇窗子正对着化工厂,从肉眼就可以看出西窗比屋子里其他的窗子要粗糙得多,它的窗沿就像是被砂子磨了一样。但这并没有对住在屋子里的人造成什么大碍,因此很容易被忽略。

  “在卡迪诺车道,人们有时会谈论这片区域里奇怪的疾病,就像一英里之外的普兰兹特普林路一样,那里的人们也生活在一家位于赖克农场的化工污水厂的阴影之下。但与那里的居民不同的是,卡迪诺车道和橡树岗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是从汤姆斯和水公司的管道取水,并没有直接从他们后院的水井里打水。这片区域在60年代就用上了公共自来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觉得这些水喝起来很正常。但还有一些家庭仍然从他们的后院钻井打水,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水费。他们用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浇灌草坪和花园,也用它来给自家的游泳池注水,但他们几乎不饮用井水,也不用它来洗澡,因为井里的水总是有一股怪味,闻起来像涂料稀释剂一样。”

  我把所有的文档都保存在电脑里,方便随时追查。找到不同的文件,建立其关联。这一次我只用了文本文档和交叉查询表格,没有使用数据挖掘技术手段,但我想下次会试试。我基本是孤身一人调研和写作,往返于纽约和汤姆斯河。自从2006年第一次到汤姆斯河以来,我为新书提案查资料和做采访,然后和兰登书屋接洽,再编辑名单逐个采访。我还在海洋县图书馆里呆了很长时间,查询旧报纸、档案和报告。我就是从这里发现各种不同的主题和人物,然后再一个个找到他们,尽量做面访。

  4. “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有人曾对化工厂提出反对意见”这句话多次出现在书中。请问您觉得这种一边倒的意见或表态的根本缺失是怎么造成的?

  一方面,这件事毕竟发生在太久以前。工厂是五十年代建成的,那时候的人们对化工厂的态度和现在完全不同。他们对污染所知甚少,环境问题基本还没上升到公共议题的程度。另一方面,汤姆斯河小镇当时非常穷,只有家禽养殖和夏天的少量观光客。所以当时人们对化工厂建成的前景欢呼雀跃,期待它增加就业、带来财富。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好事,而且化工厂一开始确实也为当地社区做了很多,它们甚至为小镇建了建设高尔夫球俱乐部,使其发展。

  州政府和当地镇政府对这个公司非常渴求。我在书中曾几次描述人们对此可能有担心和反对,但是公司和政府官员一口否认工厂会带来任何问题。因为有利于经济,政府选择站在了企业的一边。事实上这件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确实新泽西政府名声糟糕。但是我不希望人们单单因此觉得事情只会在新泽西发生。新泽西之外的美国,美国之外的世界,钱权勾结的戏处处上演。

  太多困难了。第一件就是时间久远。许多当事人都去世了,无法采访。我只能依赖于文档资料,但是很难搞到,许多文档还是保密的。我只能尽量查阅公开文档,或尽量请人帮我拿到。第二件是人们的抵触情绪。很多人不想再次揭开当年的疮疤,不想回忆痛苦,希望继续新生活。第三件是经济发展。当地人很担心负面报道会影响当地的工业和地产。应对这些挑战,我能做的只是说服他们:记录真实,寻找历史绝对是正确而必须的。而且幸运的是,汤姆斯河有许多人不想让事故被淡忘,也不想他们的教训在其他地方重演。他们对我的调查大有帮助。

  7. 中国作家鲁迅曾说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书中您也表达了类似“汤姆斯河镇居民因为短期利益一叶障目对现在的灾难环境恶果难辞其咎”的类似观点。请问您觉得这场沉痛的环境灾难给人们上了怎样的一课?

  真实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黑与白,记者要做的就是如实呈现这样的复杂。企业主的表现糟糕,他们在事故里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其追求绝对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影响,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比如自来水公司,想方设法证明受污染的水没有问题,而且发现了问题也不及时解决。当地人也犯了短视的错误,经济发展使之盲目乐观,没有停下来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喝了味道奇怪的受污染的自来水,但他们也没有提出质疑。

  “早在1965年的八月中旬,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就已经知晓偶氮染料对三口70英尺的浅井的污染事实,这三口井为全镇7000个家庭和商家供水。政府没有预警,而报纸也没有一篇报道。汤姆斯河的生活一如往常,即便水尝起来不对劲,但因为过热的天气使它们不得不继续大量摄水。只有两家单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来水公司和化工厂——但它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合作紧密,甚至有时偷偷摸摸。

  “根据一份1965年3月23日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的内部报告指出,一口井里的水散发强烈意味,并且有可见的显著颜色,并查出污染源是工业染料。但它们所做的补救措施是朝水中添加更多的氯来掩盖颜色,剂量之大已经绝对超过了安全标准。而干燥的夏天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当地人确实应为不当行为承担责任,但事情的转折同样也是因他们的担当而起。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遇。我在书中描述了最坏的人之恶,也发现了最好的人之善。汤姆斯河的许多人都很勇敢,从集体的角度想问题,不仅仅关注个人利益。如果他们没这样做的话,这个事件可能永远不会曝光,永远不会变好。

  汤姆斯河留给世界的教训很多。首先,提出质疑,加强公共参与。永远不要依赖别人来发现问题做出改变,而要自己亲身参与,要足够警惕。这是社会里的公民责任,需要关注社会问题,需要积极表达。事实上汤姆斯河的问题开始好转就是当普通人也开始发声,开始从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其次,科学调研应该独立,不要受利益集团的制约。书中太多次描述到,科学被用作武器来支持某种论断,而非进行调查和呈现。科学决不能被政治左右,也决不能跟利益勾结。我们需要强而独立的科学调查,不受其他因素羁绊。再次,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发生的规律,要将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建立关联。我们虽然有癌症登记处,也要求企业报告他们的排污状况,但是并没有将这些信息结合来发现问题。只有当人们已经生病或去世,人们才在事后进行处理。调查机构的参与太滞后了,因为悲剧已定。

  是的,恐慌是我最不想看见的事情。这不仅仅关系到政府监管和公司道德,更重要的是公民要学习如何正确应对信息,如何更理地应对和解决问题。当汤姆斯河的问题初次曝光,当地人简直出离愤怒,几乎引起了乱。事情逐渐平静的转机出现在人们开始花时间了解,而政府不再试图隐瞒。公司和政府最糟糕的作为就是将人们隔绝在信息之外,因为这样只会让人们做出最坏的假设。你越想隐瞒,人们越不顾一切地想知道你在躲躲藏藏些什么。我想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审核越严格,人们越想方设法的交流信息。而政府其实做不到控制一切。

  事实上我只在互联网上读过一些文章,与其中一些记者打过交道。但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发展过速,另一方面可能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确实中国现在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只是因为制造业集中于中国,所以我尤其关注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在几年前曾去中国旅行,去了上海、杭州和重庆。或许你知道重庆铜梁?那是一个十万人的灰色小县城,因为火电厂排污使空气污染。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健康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在母体内即暴露于受污染空气,婴儿的DNA可能会被改变,使他们更容易患上发育疾病。那个火电厂于2004年已经关闭,不过科研仍在继续。

  “39岁的刘玉书(音)长着一张59岁的脸。她脸上的皮肤很松弛,看起来就像是长期睡眠不足一样。每天晚上,她都在重庆儿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地板上铺上自己的毯子,睡在她9岁孩子病床旁狭小的空间里。在中国中部地区的这家医院里,还有很多病人家属,甚至是患者,都睡在住院部拥挤的走廊里,所以刘玉书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了。刘玉书和她的丈夫都是建筑工人;丈夫负责砌砖,刘玉书就负责混合胶黏剂。一年前,他们把孩子留给婶婶照顾,俩人则前往几千英里之外的广州找工作。在经济繁荣的南方地区,外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增长。刘玉书在广州找到了工作,但她不能一直待在那里。留在家里的孩子一直高烧不退,去附近的诊所检查,检验结果表明他的血小板含量异常的低,孩子处于危险状态。后来他们又去了重庆儿童医院进行骨髓化验,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急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其他儿童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重庆儿童医院的病房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癌症治疗标准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治疗标准。在过去的几年里,与汤姆斯河区域流行的相同的儿童疾病在中国广东、湖南、重庆频频出现。中国的独立记者和积极分子们不断地在寻找非官方、未经科学证实的关于污染和癌症的数据,自己制作“癌症村”地图,将它们发布到互联网上。他们的调查显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往往都在城市之外,因为中国最具污染的工厂通常都建立在郊区,同时,因为郊区的社区还是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所以居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环境。(非传染的疾病在闹市区几乎是无法被察觉到的。)就连卫生部也承认,污染——包括排放进河流和地下水的废料、工厂和电站排放到空气中的废气——已经使得癌症成为了中国人口死亡的第一大原因。但由于在中国癌症病例不会被记录在案,政府也几乎不会去调查癌症集发的地区,那些非官方的“癌症村”地图通常就成为了获得当地癌症发病规律的最好资料,包括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都会给予这些数据很大的信任。刘晓梅(音)是重庆儿童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外科,说她的病人中有很多都是工厂工人的孩子。问她是否认为是污染导致这些孩子患病,她说:“我认为是的。但是要肯定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如今已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有毒化学产品的制造市场和消费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化工产业也在蓬勃发展,但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1996年,汤姆斯河工厂关闭,在这一年,美国和欧洲国家分别生产了多于中国八倍多的塑料;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塑料产量已经与美国和欧洲的塑料产量之和持平。在同时期,中国的笨、乙烯和硫酸产量上涨了四倍。其他化工原料的产量同样也有大幅上升,包括自1856年就开始作为染料剂的苯胺。正是那些熟悉的企业造就了化工产业的繁荣。巴斯夫,原德国苯胺制造商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拥有7000多名员工和40多个工厂。现在,巴斯夫正在重庆建造一个占地50多公顷的工厂,用于制造苯胺、硝基苯和亚甲基二苯——其中亚甲基二苯的原料是一种毒很大的气体,碳酰氯,当年汤姆斯河就是用它来制作含氯染料的。”

  我很尊敬那些在中国从事独立调查的记者,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至于具体作的建议,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学习科学,不能轻易做任何假设。去尽量多地了解事实,去了解到底危险和威胁是什么。越多了解科学,越能做出更好的科学报道。基于事实和科学的报道最是重要,不能只写作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其次是不要吝惜和同行分享信息,因为集体的效力会比个人单打独斗更有效。

  我只在大学里选过自然科学课程。有趣的是,我现在当科学写作的教授,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强的科学背景,而我自己习得知识的途径都是课堂之外的。

  10. 就您的经验而言,如何客观写作?当在采访中遇到大量的偏见和情绪表达时,如何辨清?

  首先,我们每个人其实生来即带有偏见。重要的是能够意识到偏见的存在,并将它们也同样纳入考虑范围。再者,最好的环境报道一定也要同时考虑读者愤怒冲动的情绪,这些反应都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写作者确实需要以通情理的方式呈现,以适合方式切入,呈现。我想做的事情也是如此,基于事实,兼容情绪。

  11. 环境写作有一本经典是《寂静的春天》,请问您对这本书怎么看?你又怎么看这本书后来造成的争议和恐慌?这或许是调查报道激发环保的最大型活动。您是否担心您的书也会给人带来对发展和环境矫枉过正的担忧?

  雷切尔·卡森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写作优美流畅的文字。我也确信她是个出色的科学家。有些人低估她“过于夸张和溢出”,但我从不这样认为。因为方法格不同,我不会像她那样写作,但我可能也就不会她那样影响无数人。不过她也因此做到了更了不起的事——影响世界。她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她的消极影响,无论如何她都功大于过。她对农药滥用的断言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尽管人们一度对她群起而攻之。即便风格抒情,她的科学推断非常扎实可信。她是英雄,我很喜欢这本书。

  约翰·马克非。他是杰出的科学写作者,我非常喜欢她的风格和态度。他非常严谨地做研究,不在笔尖流露情绪,并且通俗易懂。

  去年费金教授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表达他对中国环境文提的担忧。在这篇名为《工业致癌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文章里有一句线世纪全球化的现实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认为,把化学工业赶出我们的社区,我们就终止了他们的危险行为。这些起源于巴塞尔的化工行业工作,后来搬到了辛辛那提及汤姆斯里弗,现在又到了山西及中国其他产煤大省。”让记者很快想到书中的另一句话:“人类和污染的纠缠一直在轮回:富人扔掉他们不想要的,而穷人不顾一切地将他们所能得到的东西拥入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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